雕塑系毕业,他从在精神病院搞艺术,到教精神病人搞艺术

雕塑系毕业,他从在精神病院搞艺术,到教精神病人搞艺术

姚家怡
姚家怡
11.23

小区里的居民是不会主动来我们中心了解的,来了也是找厕所。

“你是学艺术的,怎么跑到医院里来?”在医院工作的两年,苏令林总被问到这个问题。

2018年,在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毕业后,苏令林进了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。这是当地最知名的精神病医院。此前的两年里,他曾在精神病医院病房住过一星期,为的是了解精神病患者;他还和患者一同逛美术馆,一同创作作品。而他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注,始于一次意外——2016年,他目睹了一名患者跳楼自杀。

去年,苏令林从医院离职,着手创办自己的公益机构“一和艺术疗愈中心”,他想在社区为精神病患者、康复者提供艺术疗愈服务,还试图以让康复疗愈成为患者的职业,解决他们“重回社会”的难题。

苏令林告诉液态青年,有时跟朋友开玩笑,自己毕业两三年了,除了雕塑,啥都干了。

以下根据他的讲述整理:

研一下学期(2016年4月),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关注到精神病患者这一群体。以前我也有关注过精神疾病,通过一些影片知道这个病是怎样的状态,会特别震撼,但没想过去深入了解。

那天我正好在医院看病——是刚刚成立的新医院,医生比较少,我挂水的时候,一个人突然从楼上跳下去了。他跳下来之前,我刚好看了一眼时间,所以他每一个重要的时间点,比如几点落下来、几点宣布死亡,我都记得比较清晰。

事情发生得很突然,当时他的妈妈在挂号,他等在一旁,他爸爸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休息。他跳下去之后,他妈妈直接晕倒了,他爸就在那跺脚,我是第一次见人急得跺脚是那种跺脚,特别伤心,特别着急。

他落下去的几秒钟内,所有人都是懵的。过了那么几秒钟,医务人员开始去拉他抢救。

其实刚开始我也没有特别关注,我要找护士扎针输液,但是护士都去给他抢救去了。我就到抢救室看了一眼,门好像也没有关,半敞着,能看到他的上半身,身体已经变形了。

苏令林根据这起自杀事件创作的作品《楚门的世界》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苏令林根据这起自杀事件创作的作品《楚门的世界》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我对死亡这种事情还是比较恐惧的,突然间这么近距离接近它,我自己其实也是懵的。

然后我就想着跟家属了解一下。他摔下来以后,他爸妈一直在病房休息,后来他哥哥过来了,帮他处理一些事情。我跟他哥哥聊天,得知他30多岁,有抑郁症,还有过吸毒史,戒毒期间一直在家里,后来有一些幻听、幻视,慢慢产生了一些精神问题。

看到他跳楼之前的两个月,我们学校门口也有一个小孩跳楼死了,好像是个打工的十七八岁的小孩。我就总感觉,这冥冥之中好像注定了我要去关注这些事情。

当时本能反应就是想通过这个(自杀)事件来做作品,做一个比较有冲击力的作品,当时其实也正处于创作的迷茫期,不知道做什么类型的作品。但只做作品的力度不够,而且解决不了他们的现实问题。在慢慢了解这个群体,跟医院、患者、康复者接触后,会慢慢有种责任感,觉得应该去做更多事情。

另一方面我也想通过做事情来疗愈自己,因为这个事情(目睹精神病患者自杀)对我来讲,是一个心理创伤。那段时间我做梦经常梦到跳楼,所以想着怎么能够帮助他们。

我想把自己受到的这种冲击转换转换成艺术语言去表达,但是不管怎么转换,以什么样的形式转化,都显得很苍白,它没有发挥出社会作用。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,我自己做这么几件作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,我想着还是要靠政府,于是就开始跟医院接触了。

刚开始,医院不愿意跟我合作。

我跑了七八次医院,用了将近两个月。他们一听我说想先进入病房一周,了解患者,就说不可能。我也找了很多家医院,找了当地最大的重庆市精卫中心很多次,有一个医生终于“受不了”了,帮我对接了宣传科科长。科长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兴趣,也很认可,但是事业单位没法和我这么一个个人合作。她给我出了个建议,让我以学校名义和医院合作。后来我就找学校开证明,整个过程将近半年的时间,慢慢和医院建立了关系。

(这个过程)一个幸运的是我足够坚持,另一个幸运是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。

苏令林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苏令林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我先进医院住了一段时间——我在里面会相对自由一点,但是也有一个固定的病房,属于早期干预那种,一共住4个人。

在医院里,主动来找我的病人不是很多,但我也遇到比较有意思的几个人。有一个好像是博士,他跟我聊时间是可逆的、要受力的影响,然后在A4纸上写了一大厚沓解释,很多公式。他说的很多我都不理解,我能理解的是时间是个圆形,然后时间可逆并不是往回走,而是它以多少倍的速度往前行进的时候,回到了它刚开始的点,反正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样子。

还有一个哥们儿一直追着我聊天,因为我是唯一愿意听他聊天的人。他说自己是项羽,他能感受世界上有很多的项羽,就是一个人走了以后,灵魂分为好多个去投胎了。他一直来找我,到后来我不太想听他说话了,我就说你别找我了,我是韩信,咱俩是仇人。结果他乐此不疲地继续找我问,记不记得上辈子发生什么事情,问我为什么要害他。

我是带着很多的疑问去的。我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什么样子,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病,产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首先是要了解他们,然后才能知道我能做什么。

(精神病患者)至少跟我想象的不一样,他们比我之前认为的温暖很多,也不会是像我之前想的这么可怕、不可理喻。他们就算在一种病态下,也是有可爱的一面。

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让他们感到无助,但无助也并不是通过无理取闹来表达的,有很多(患者)也理解这样一个(现实),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“懂事”。如果用网络流行语说,是懂事得让人心疼那种感觉——他们觉得“我得了病,就要离正常人远一点”。有人会挺喜欢医院的,觉得在医院里,他们不会被人瞧不起。

(精神病患者)并不是像“恶魔”一样存在的,在这样一个慢慢(了解)的过程中,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更好地去面对这个世界,有更好的心态,也想让社会去接纳他们。

苏令林的作品《嘿呦喂(He、you、we)》,把病房的家具搬到展览上。图片来源:重庆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公众号
苏令林的作品《嘿呦喂(He、you、we)》,把病房的家具搬到展览上。图片来源:重庆一和艺术疗愈中心公众号

我出来之后,做的第一个作品,是把我住那个房间的门、里面的东西全拆了,把这些家具放到展厅,里面藏着患者的手工作品、和患者交流时的剪影视频。后面再做的一个作品,是以我看到的那个在医院自杀的人为原型做的。作品间是一个递进深入的关系吧,我的研究生毕业创作,是根据(医院里认识的)这样一个人物来进行的——他特别想回家,其实也达到了出院的康复标准,但是家里人不愿意接他回去。他有双相情感障碍,家里有弟弟和母亲,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了。

他已经50多岁了,30多岁时进去(住院的),有住院、出院、住院、出院这样的反复。

他一直尝试理解家人,他跟我说,其实不怪家里人。他弟弟没时间管他,母亲年龄大了,他们(精神病康复者)其实很可悲,出去之后,连生气的权利都没有。一旦当众生气或者说话声音重一点,别人就会认为他病情复发,把他管控起来——这算是给他造成的二次伤害。

他儿子在我做创作那一年去世了,是跳江自杀的。这件事情对他刺激很大,他一直责怪自己——如果出去就好了,如果一直陪着儿子就好了。

(他说的话)让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。我的毕业创作是把他接出来,让他陪我一天,一起做创作。那天我带他去逛美术馆、逛学校,他特别感动,后面还经常给我写信。把他接出来也特别难,走程序就走了将近两个月。那天他的主治医师,还有一个保安、一个护士、两个行政人员一起跟着他,一车人跟他出来走一圈。

我带他出去做创作的时候,他说想给儿子写一封信,创作内容的一部分是他用毛笔在布上写字,原本作品起名叫《家书》。到真正起笔写的时候,他反而写不出来了,说就随便写几个字吧。我看他有些伤感,没有让他继续写,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想跟儿子说什么话。

苏令林的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苏令林的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他到现在应该还在医院住着。出院是他最大的一个愿望,他说在(医院)里面挺好的,但是他就是想出院。家里不愿意接他,他让我去劝他的家人把他接出来。

但这种事没办法,家属不同意,谁都帮不了他(出院)。加上他的情绪状态,不是控制饮食、定期化疗就能控制住的,一个天气变化都可能引起病情复发,所以需要调动他自身的疗愈功能。

所以我们想建一个类似于社区的地方——它不是医院,但也像医院,类似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五季社区那样,还有日本滋贺县的山间工作室,给他们(精神病康复者)一个专门的地方,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在社区完成,不会因为外界刺激受到二次伤害。但这在国内很难实现,除了医院没有地方能够提供一个康复的空间,至少近期是不可能的,所以我想做一个艺术疗愈中心。

我在研究生阶段和医院的合作有两年,正好有机会碰到当时的院长,聊了一下我对于精神障碍的理解,还有精神障碍者康复的设想,他直接问,你毕业之后愿不愿意来医院工作?

我就进去(医院工作)了,开始做精神健康工作的尝试。当时我是基于医院康复科的角度,去构想做一个艺术疗愈中心的。病人入院后,除去治疗、定期吃药,其他时间都是用来做康复的,我想用艺术中心给他们做一些艺术疗愈康复,同时也做学术研究。还有一些创新的设计方案,包括音乐治疗区、艺术市集等,但后来医院政策指向变化,这些方案都停掉了。

仅仅保留了绘画疗愈——在康复科的名义下开展画室,患者定期来绘画,短期和长期的住院病人都会来。

正在绘画的住院患者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正在绘画的住院患者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其实艺术疗愈分很多流派和形式,简单划分的话,一种是大家集中起来一起画画,然后分享;第二种是通过画东西,让医生分析你的心理,分析你潜意识的想法,其实它严格来说不属于艺术疗愈,而是医学上的辅助诊断手段。至于像我做的,是一种创作性优先的艺术教育方式——以艺术为出发点,从康复组员开始绘画,在半年至一年时间里,通过和他们沟通,看画面上的演变过程,从(画面)语言表达的角度去分析它。

我不是教怎么画画,而是教他们怎么跟自己构建联系,怎么从意识层面上逐渐恢复条理。我会从画面上去感知(患者和康复者的状态),例如画面从不知所云、凌乱到比较有秩序感,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明显的。

但是,毕竟医疗系统和艺术系统还是不一样的,像一个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体内,它有一个排异过程,排异过程还是很难熬的,所以进展特别困难。

艺术疗愈的方式比较自由,对患者的限制没有这么多,而医院需要对患者做规范管理,到什么点该干什么都要安排好,很可能某一天患者特别想创作的时候,是被要求留在病房的。而且人员也不稳定,患者可能刚开始好转就出院了,还没等到他对艺术疗愈有反应的时候,就已经离开了,而艺术疗愈需要长期进行,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康复作用——这也是我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去年,我辞职去筹办现在做的这家公益机构(在社区里做艺术疗愈服务)。我挑了一个10月10日早上10点10分辞职,想着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这天辞职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。走的时候,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,感觉当初答应要做的事没做到,特别愧疚。但是也来不及感慨那么多,马上就去筹备机构去了,前后花了半年时间,机构今年三四月正式运行。

我们机构在小区相当于门面的位置。理论上,我们欢迎所在社区的任何一位患者过来绘画,但实际过来的人很少,而且场地空间不大,现在艺术疗愈稳定服务的对象就6个人左右。目前除了我是全职以外,还有一些社工做辅助性工作,但基本是志愿者。

我辞职一段时间后,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,电话那头说,我出院了。我懵了一下,是谁出院了?然后她跟我说是谁(以前医院的住院患者),还想继续找我画画,觉得画画特别有意思。我特别惊喜,给了她地址。现在有两个康复组员是2018年开始在医院里做艺术疗愈,出院后主动找我的,他们都会定期来社区中心画画。

艺术疗愈有长期跟踪是更好的,如果人真正能感受艺术疗愈,它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(长期绘画的患者或康复者)并没有直观跟我描述出艺术带来的具体改变,他们只会从一些生活习惯描述,比如跟家属闹矛盾的时候,以前会大吵大叫、控制不住自己,现在会静下来想着去沟通,然后把想说的话画出来,再通过我表达给他们的家属。

精神障碍者的创作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精神障碍者的创作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引导(患者创作)首先是建立信任,尊重他们。尊重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。我跟他们以及家属聊天,想要了解他们过往的经历,什么时候开始犯病、哪个事件对他的刺激等等,然后给他一些心理疏导,他觉得跟你一起舒心,这就建立了信任的第一步。

(普通公众)对精神病患者画画这件事挺不能理解的,也不懂得去判断画是好还是坏。公众的疑惑不仅是对这种艺术,更存在于对这个群体的误解或者不了解——更直接一点说,对于精神疾病的不了解,使得大家病耻感特别强,因为得了病之后,你的社会竞争力就没了,谁会愿意当一个弱者?所以他们很少去主动了解精神病或者心理障碍。

小区里的居民是不会主动来我们中心了解的,来了也是找厕所。宣传活动也做过,效果不是很理想,民众基础没到那一步,直接去灌输,他们也不理解,甚至听到宣传精神病就赶紧走。

所以我们在社区做宣传会抛开精神障碍这个层面,偏向于艺术活动展览,让大家参与进来再说。普通民众看了之后,会问这些都是精神病人画的吗,画得还挺好的,他们有这种好奇心,但不会去深入了解,感觉像看热闹一样,过去看看就算了。

目前艺术疗愈好的一个作用是,让已经得病的、已经受到歧视的人得到一个缓解,因为艺术的包容性本来就很强。举个例子,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街上裸奔,会想这个人有问题,要报警去抓他,但是跟你说是艺术家表演行为艺术,你可能觉得这是正常的,在搞艺术。

我在医院工作期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。有一个口号是让这些精神障碍者重回家园,重回社会,发挥他们的作用。但是你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:他们的精神出了问题之后,这辈子基本上就离不开药物了,或者说这个标签已经被贴上,(尤其是重症的患者)再想回去是不可能的。就像一条鱼把它钓上来之后,给它整点什么东西,再放回大海,它不适应那个环境了。

所以他们去就业会面临精神压力问题——服药之后,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么高强度的工作,还有到岗后如果不能胜任的落差感,这种问题又会出现对接(服务)的缺口,这是引发复发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所以“回归社会”,回到最多的地方都是医院。

正在社区中心做艺术疗愈绘画的康复组员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正在社区中心做艺术疗愈绘画的康复组员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我就想到了一个理念,康复即就业,在这里做康复就是他们的职业,把他们装到艺术的容器里,然后重新去面对社会。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绘画或者一些艺术项目,逐渐把艺术疗愈产业化,做康复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职业。如果发展顺利的话,还可以给他们发工资、买社保,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么大的工作压力,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在家里足不出户。

做展览出售(画作)还是太小众化了,(购买者)要愿意了解这种艺术疗愈、认识原生艺术品,还需要康复组员有很强的创作天赋,才有可能把他的画作为艺术品售卖出去。像我们目前接管的社区里有100多个在家的康复患者,是不可能都达到的。

目前我们做的是两个部分,一个是自主研发品,类似于拿他们的画去做衍生品,像雨伞、日历这些,初期大家对这种产品和背后的故事不是很了解,所以主要是推给企业或者政府单位集体购买;另一个是面向市场,跟已经有产品线的企业合作,因为企业也需要做公益、承担社会责任。我们现在合作的一个茶叶企业,会给我们空白的茶叶包装纸,康复组员在纸上画,画完之后把它们折成包装盒,把茶叶放进去。每卖出一份茶叶,就会把一部分收入捐赠给我们。

社区中心的康复组员在给茶叶纸盒画包装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社区中心的康复组员在给茶叶纸盒画包装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这样能解决康复组员们的一些后顾之忧,他们毕竟需要生存,压力还是很大的。

在家康复的精神病患者,有些是自己生活的,但大部分都需要有一个家属照料他们,像我们有一个服务的患者,父亲已经快90岁了,他自己又没有孩子,父亲走了之后,他就属于一个没人管的状态了。这一群体的家里,十个有九个都有点惨不忍睹。

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。因为劳动力的缺失,没办法为家庭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。像一个三口之家,有一个精神病人,基本家里就拖垮了:得有一个留在家陪他,相当于家里失去了两个劳动力,只有一个在外面工作。年龄大了的话,就没办法了,只能靠低保吃饭。

我去过100多户家访,基本上没见过经济条件好的,当然经济条件好的,也不用接受我们这种社区服务。

另外一个问题,是家属的情绪疏导。因为长期面对一个精神病患者,自己也会产生问题的,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——他情绪不好,又影响他照顾的这个患者。

大部分精神障碍者都有独立生活的欲望,像我们这边的一个康复组员,他第一次拿到自己工资(创作收入)时,开心得不得了,是飞奔起来的,跑去超市买菜去了。他们也会说,有钱就好了,如果自己能赚钱就好了。

社区中心里康复组员的绘画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社区中心里康复组员的绘画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目前在社区里做艺术疗愈还蛮顺利的。(辞职的时候)我想着在社区做,可能比医院里的作用更大一点。在医院里做,我感觉像是完成一个轮船的装饰品,它没有什么必须性,是附属于医学的东西,自己出来做的话,能够实实在在把这种艺术疗愈的作用最大化。

因为我是科班艺术出身的,算是艺术家吧。其实艺术家也不算是一种职业,更像是一种身份。不管是做艺术创作,还是在医院里做职工,到现在成为一个机构管理者,我的职业和角色是不断转变的,但我始终是以一个艺术的角度来看的,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下,艺术能提出什么问题,能解决什么问题,这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本质观点。

当然艺术家这个东西,你自己不好定位,更准确的身份定位应该交给别人,我自己只能说,保持初心去完成想做的事情。这个初心,一方面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解决精神障碍群体,还有心理障碍和心理亚健康人群的问题——他们面临的无助、社会压力等;另一方面,是从艺术的角度,我希望能有一点点突破,不管是在医院期间,还是现在做NGO,其实我都是把它们当成一个艺术项目去做的。我整合艺术上的资源,来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些便利,同时也为艺术做一些创新,或者边界的拓展。

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品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艺术家关注社会问题,一方面是出于社会责任感,另一方面是艺术家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出路,审美上的艺术已经走得很全面、很健全了,你不管从哪个方向走,总感觉是跟着别人的脚步,所以说从创新的角度说,艺术家也希望寻找一个新的出路。

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作品,但是目前还没有时间具体规划用艺术语言去说它,另外我觉得时机还不到,没有达到我理想的状态,还是在一个萌芽发展阶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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