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文武: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

北宋文武: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

游彪
游彪
9.11

由于五代武人横行,文教无人重视。赵匡胤称帝后,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。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,打击毫不手软;另一方面,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,这使得大批武将扮演“儒雅”,而不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。

“出将入相”,是中国古代宋朝之前统治集团内的精英人才仕途升迁、流动的正常现象。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才常常文武兼备,既能安邦定国,也能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。北宋建国后,与以往各朝相比,文官、武将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,两者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,文官的身份地位越来越高,武将群体无论政治地位、形象,抑或素质都远远不能和文官相比,之前令人羡慕的“投笔从戎”、弃文从武的现象不再出现,更多的是文官对武人的蔑视和敌意,以及千方百计摆脱进入武人群体的可能。从宋代之前的“一张一弛,文武之道也”,文武地位相近或相同,到宋代武人地位的沦落,其中经历了一个转化过程,这个过程从宋朝建立初年就已经开始了。

北宋王朝建立者赵匡胤,原本是五代后周一名高级禁军将领,并无深厚的资历和显赫的军功。后周显德七年(960),赵匡胤在后周都城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,黄袍加身,轻而易举地从后周恭帝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,开始了宋代的统治。赵匡胤通过兵变夺取政权,靠的并不是他的威望与功勋,而是沿袭了唐代以来藩镇割据时出现的士兵随意拥立将领的模式。五代时期,天下大乱,天子权威不受人重视,任何拥有强大武力之人均可称王称霸。节度使安重荣公开宣称:“天子宁有种邪?兵强马壮者为之尔!”这种言论,就是这一时期政治现实赤裸裸的写照。

亲身经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、武夫跋扈的赵匡胤,又通过兵变建立赵宋王朝,从内心深处视武人为社会动乱、政权更迭的根源所在,担忧兵变事件再次上演。事实上,赵匡胤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,赵匡胤称帝后没过多久,先后发生了地方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造反,虽然两人的叛乱都很快被镇压下去,其他地方藩镇慑于北宋中央政府强大的武力不敢轻举妄动,但这两次叛乱无疑加重了赵匡胤对武将的猜忌心理。于是,在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背景下,从赵匡胤开始的宋朝统治者,均把百般防范武将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,“重文教,轻武事”的观念影响贯穿了整个宋代。

《追宋: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》,游彪著, 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
《追宋: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》,游彪著, 天喜文化丨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版

为了防止中央高级武将同样通过兵变夺取宋朝政权,北宋建立后不久,赵匡胤首先通过著名的“杯酒释兵权”,剥夺了与他一同发动陈桥兵变的高级武将的兵权。通过授予掌握禁军兵权的石守信等高级武将荣誉头衔,赏赐大量金钱、美女作为交出手中兵权的补偿,同时与他们结成姻亲,让其放心并巩固关系。正是因为有了强大武力作为后盾,再用金钱、美女、姻亲等作为条件,赵匡胤成功地解除了朝廷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,避免了“陈桥兵变”的再次发生。

在“杯酒释兵权”事件中,赵匡胤赤裸裸地劝诱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放弃人生追求,纵情享乐:“人生如白驹过隙,所谓好富贵者,不过欲多积金钱,厚自娱乐,使子孙无贫乏耳。卿等何不释去兵权,出守大藩,择便好田宅市之,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;多置歌儿舞女,日饮酒相欢以终天命。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,君臣之间,两无猜疑,上下相安,不亦善乎!”接着,赵匡胤又用同样的手法,逐步将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统统收归国家,最后集中到皇帝手中。

在用怀柔政策解除武人装备的同时,宋初统治者也采用严酷手段,对军队将领大力整治。后周时,赵匡胤通过担任禁军高级将领掌握精锐、核心部队,为发动陈桥兵变提供了便利条件。赵匡胤称帝后,担心禁军高级将领会仿效自己搞兵变,对禁军统帅防范极严。为了不让禁军统帅权力过大,赵匡胤可谓煞费苦心,他将禁军最高统帅职位降低,任用一些资历浅、军功不卓著之人担任禁军统帅。同时,将之前两头制的禁军最高统帅分为三头制,而且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开。禁军统帅只有统兵权,没有调兵权。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有调兵权,却没有统兵权。这样,皇帝牢牢将军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。

赵匡胤降低禁军统帅职位,分割其权力后,对禁军统帅仍然不放心。任何风吹草动,他都毫不手软。殿前都虞侯张琼是赵匡胤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,为人英勇善战,忠心耿耿,曾经多次在战斗中殊死保卫赵匡胤的安全,因此赵匡胤称帝后,将亲军交给张琼统领。后来,只因张琼得罪了赵匡胤的亲信史珪、石汉卿,两人诬告张琼私下里豢养部曲亲信,多疑的赵匡胤不问青红皂白,立即下令将张琼逮捕审讯,并下令杖责,将张琼杖击得几乎气绝身亡。生性耿直的张琼不堪忍受屈辱,自杀身亡。事后得知真相的赵匡胤并没有惩处诬告张琼致死的元凶,只是轻描淡写地对张琼家抚恤了事。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多年统率禁军,一直深受赵匡胤信任。但有人诬告韩重赟私下将皇帝亲兵变成自己的亲信,立即触动了赵匡胤敏感的神经。赵匡胤暴跳如雷,当场下令将韩重赟逮捕处死,幸亏宰相赵普出面力保,韩重赟才幸免于难。虽然事后赵匡胤也调查清楚有人故意陷害韩重赟,但他出于防范心理,仍然罢免了韩重赟禁军统帅之职,改派他人。

杯酒释兵权
杯酒释兵权

透过张琼、韩重赟二人的遭遇,可以看出赵匡胤对禁军高级将帅抱着高度警惕与猜忌的态度。在赵匡胤多疑的审视下,高级将官特别是禁军高级将领为求自保,不得不谨慎从事,甚至不惜“装疯卖傻”来打消皇帝的疑心。如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位的杨信,其最大的特点是谨慎和“忠直无他肠”,后来忽然得了哑疾,不能说话,但这样一个身体有残疾之人,赵匡胤并不嫌弃,反而更为信任。出身胡族的党进目不识丁、性格粗鲁,先后任侍卫步军、马军都指挥使十余年。据史书记载,杨信临死前突然开口说话:党进表面上“朴直”,实际上十分善于察言观色。两人性格的分裂与受宠,无疑都是赵匡胤高压下产生的变种。为求个人平安和皇帝宠信,高级武将即便不如杨信、党进般装痴卖傻,也逐渐奉行明哲保身之术。《宋史》记载石守信等武人大多贪赃枉法,曾经多次遭到宋太祖批评。太祖朝负责守边的大将更是大多数有着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。这些记载可以说明武将素质低下,他们已不能如前代名将一般享有盛名。但换个角度观察,这些武人自我损毁形象的行为,不啻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。因为太祖朝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相当严重,很多贪官一旦被查明罪名属实,都会被处以极刑。石守信等人作为朝廷高官,对于国家法典不会毫不知情,他们很清楚太祖希望整顿吏治的决心。但他们仍然我行我素,毫不收敛,应该是明白太祖不会对他们动手:自己越声名狼藉,在士人和社会上越是没有声望,称王称帝的可能性就越小。这种结果也正是宋太祖希望看到的。当自甘堕落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并获得皇帝的默认时,武将们便开始有恃无恐地在这条道路上迅速走下去,并且造成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。

高级将领交出了兵权,但军队仍然需要有人来统领,这样武将与军队之间仍然存在联系。为了防止将领与士兵、军队与地方结成亲密关系,宋朝政府针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,还实行“更戍法”,就是不断将部队调动驻扎地。表面上称是为了锻炼士兵,熟悉各地情况,实际上是怕军队在某一地区驻扎时间太长,与当地结成牢固关系。在调动过程中,宋朝政府又不断调换统军将领,其结果使得兵不知将、将不知兵,士兵常年疲于换防,劳民伤财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北宋开国之初,功臣宿将俱在,同时各地割据政权林立,为了消灭割据势力,统一全国,东征西讨武力征伐不可避免,武人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朝廷重视。如北宋初年驻守西北前线的武将郭进、李汉超、姚内斌及冯继业等,在赵匡胤的允许下,均拥有较多的用兵权和财权。但这种状况,只是出现在沿边地区,其职权仅限于各自的防区。其他高级别的将帅,在宋朝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态度影响下,已有顺从迎合及保守的趋势,其所为较以往历史上的著名将帅已大为逊色,这一点在赵匡胤多次武力攻取弹丸之地的北汉未果上可见一斑。

宋太祖一朝,正值内外用兵之际,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。宋太宗时代是武将群体素质和命运出现逆转之时。通过“烛影斧声”继位的宋太宗,是一个猜忌心极强的人,对武将更为猜忌。他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“国家若无外忧,必有内患。外忧不过边事,皆可预防。惟奸邪无状,若为内患,深可惧也。帝王用心,常须谨此。”此处所说的“奸邪”,针对的就是武将。为了防范武人,宋太宗在抑制方面煞费苦心。宋太祖赵匡胤时,对武将作战虽然也进行干涉,但基本能让武将放开手脚,自由发挥。宋太宗既不懂军事,又不放心武将作战,为了牢牢掌控战场,他在战前对将领颁赐阵图,临阵对敌,命令武将必须完全根据皇帝颁布的阵图应敌。不依据阵图对敌,即便获胜,回朝后仍然要受到惩处。依据阵图应敌战败的,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惩处。在这种奇怪氛围的笼罩下,武将不求有功,但求无过,碌碌无为,毫无作为。

烛影斧声
烛影斧声

五代武人横行,文教无人重视。赵匡胤称帝后,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,所谓“今之武臣,亦当使其读经书,欲其知为治之道也”。其实,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,但赵匡胤所谓的“为治之道”,并非真正的古今治乱之道,而是儒家宣扬的忠君臣子之道。北宋朝廷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,打击毫不手软;另一方面,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,让其放弃个人思想,一心效忠皇帝。在软硬两手打击下,一些高级将领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。如党进目不识丁,为了显示自己尚文,也要在朝廷上讲几句文绉绉的话语,结果闹出笑话。宋太宗时,武人王显出任枢密使,宋太宗告诫他:“爱卿世代并非出身儒门,从小遭遇兵荒马乱,一定缺乏教育,学问不多。如今爱卿在朕左右日理万机,一定没有空闲时间博览群书。”随即太宗赐给王显《军戒》三篇,说:“看看此书亦可以免于尴尬。”对武将不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,反而以所谓“提高文化修养”来要求武将,未免本末倒置。这样做的结果,使得大批武将将精力放在了扮演“儒雅”上,而不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。

随着北宋统治者对武将有意打击、压制,越来越多的武将不求上进,明哲保身。那些稍有所作为,或者有所抱负的武将,在宋朝重文抑武政策下,要么终身才华得不到施展,要么被打压、排挤,落个悲惨的结局。《宋史》中记载了一位名叫呼延赞的北宋初年武将,此人出身将门,久经沙场,勇猛异常,一心想上场杀敌,报效国家。当时北宋太宗两次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,对契丹心生畏惧,不敢发动第三次北伐,呼延赞向朝廷献计献策,并请求带兵戍边。为了表示抗辽决心,呼延赞全家人身上都刺有“赤心杀契丹”文字,其子耳后还刺有“出门忘家为国,临阵忘死为主”两行小字。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,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。呼延赞还自己设计降魔杵、破阵刀等重兵器,希望将来在战场能够一展身手。但宋太宗对呼延赞并不欣赏,雍熙北伐时,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的装束,几乎将其斩首。一心向往上阵杀敌报国的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庶务之中。呼延赞的遭遇,正是当时武将群体因自身角色而造成悲剧的缩影。

经过宋太祖、宋太宗两代皇帝苦心孤诣的打压,北宋初年的武将群体,从唐末五代崇尚武力征伐,变得循规蹈矩、唯唯诺诺,毫无武人血性。如曾经以主帅身份东征西讨的名将曹彬,在率领大军攻灭南唐,取得统一全国的重大功劳时,丝毫不敢有一点居功自傲的表现,日常温文尔雅,甚至位居枢密使高官时,在路上遇到士人,主动退避让路。曹彬的“谦让”获得了文人士大夫的好感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将领,反因酒坊使弥德超一句“曹彬秉政岁久,能得士众心”就迅速遭到宋太宗的免职。大将潘美因受太祖、太宗信任,执掌兵权。潘美每次到地方任职,都主动将妻子、儿女留在都城,只携带几个侍妾前往赴任。如果侍妾在任所生育,潘美马上派人将其妾与孩子一同带回京城府第,同时向皇帝报告。名义上是认祖归宗,实际上是让自己的妻子、儿女作为人质,让皇帝放心。虽然历朝以来对武人的防范一直存在,但像宋代如此如履薄冰,确实比较少见。

呼延赞收复燕云十六州时的场景
呼延赞收复燕云十六州时的场景

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对武人的轻视

在打压武人实力的同时,北宋从建国之日起,历朝皇帝就有意识地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,处心积虑地营造整个国家“崇文”的气氛。如宋太祖公开宣称:“宰相当用读书人。”暗含着新王朝排斥武人担任宰相。宋代重视科举取士,开国初年,科举中第人数尚少。宋太宗继位仅两个月,科举考试就一次性录取近六百人,数量远远超过太祖朝。由于录取数量过多,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,担心其中有滥竽充数之人,故而向太宗进谏。但太宗一门心思打算“兴文教,抑武事”,因此,对于臣僚的意见置之不理。宋太宗为了表示“崇文”的决心,大规模重建三馆(昭文馆、集贤院、史馆),亲赐名为“崇文院”。太宗还亲率文武大臣到新落成的秘阁登楼观书,宫中原有的“讲武殿”改名为“崇政殿”。从宣扬武力的“讲武”到体现重视政事的“崇政”,这暗示了北宋王朝国策的转变。在皇帝若明若暗的推动下,北宋重文抑武的大政方针得以确立,文人地位越来越高,相比之下,武人地位越来越低。武将逐渐丧失了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,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斗志遭到严重摧残,从而极大地降低了作为战将角色的群体素质。

在“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”的大环境下,与唐、五代相比,宋代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化: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,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。这一点,在北宋初年宋太祖朝时已经初露端倪。当时宋太祖打算让颇为尚武的文臣辛仲甫改换军职,辛仲甫回家将皇帝之意告诉母亲,结果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。宋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超,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,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。即便是忧国忧民、心怀天下的范仲淹,在与西夏作战的关键时期,朝廷为了鼓励武事,下令其与文臣韩琦、庞籍、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,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,先后上书坚决辞之。宋神宗、哲宗朝,以兵略见长,著有《何博士备论》《司马法讲义》《三略讲义》等兵书的何去非,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著名军事家,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。

由此可见,在皇帝有意推动下,重文抑武思想已经成为北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。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,社会上的优秀人才纷纷涌向文官一途,原本同样重要的武将一途乏人问津。长此以往,无疑会影响到宋代武将队伍水平的提高,直接导致宋代军队在对外作战时的力不从心。此外,宋代推行募兵制度,士兵成分极为复杂,破产农民、地痞无赖,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,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。于是,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,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。

何去非《何博士备论》
何去非《何博士备论》

宋太祖朝,朝廷开始有意识地推行“重文轻武”政策。宋太宗时,“重文轻武”的社会风气真正形成。宋真宗时,继续推行“重文轻武”政策,结果在宋辽交战中,武将群体整体素质表现得极为低下,除少数武将尚称果敢外,绝大多数北宋武将面对来袭的辽军,或躲或逃,毫无斗志。如宋真宗咸平年间,辽军南犯,北宋禁军统帅傅潜统兵十万,却不敢应敌,“闭门自守”。禁军高级军官王荣奉命带领五千余骑兵追击撤退的辽军,王荣不敢进攻,徘徊数日,后为了搪塞朝廷,才不得已率领军队到宋辽界河南岸往返奔跑了一番。由于他担心遇到辽军,下令部下昼夜急驰,最后战马累死了近一半。

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,北方战事基本停息,宋廷武备进一步松弛,武将更受到冷遇。寇准担任枢密使时,武人曹利用担任枢密副使。寇准一向瞧不起曹利用,两人一旦因为政事发生争执,寇准总是轻蔑地说:“你只是一介匹夫,懂得什么军国大事?”除了在朝堂之上武人不受重视,在疆场之上,武人统帅地位也逐渐让位于文臣。宋仁宗时期,朝廷“重文轻武”之风达到了顶峰,军功价值遭到了社会的普遍轻视,甚至出现了“状元登第,虽将兵数十万,恢复幽蓟,逐强虏于穷漠,凯歌劳还,献捷太庙,其荣亦不可及也”如此咄咄怪论。

据宋代笔记小说《默记》记载,狄青任定州总管时,一次会客,官妓白牡丹趁着酒醉,公然取笑狄青脸上的从军刺文。一个地位卑贱的官妓,竟然敢在公开场合嘲笑朝廷地方高级将领,可见武将不受世人重视之一斑。在此背景下,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,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,在战场上遥控指挥,排兵布阵,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,毫无发言权。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,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。如宋人刘挚所云:“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,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。武人为总管,领兵马,号将官受制,出入战守,唯所指挥。”

本文选自游彪《追宋: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》,由天喜文化授权刊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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